制毒物品犯罪属于选择性罪名，本罪的客观方面所表现出的犯罪行为是可选择的多种行为，行为人的只需客观完成其中的一项行为便构成犯罪。
当前国内外毒情形势和管制政策不断变化，制毒物品的定义和范围也会随之改变。
1997年《刑法》用明文条例将走私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纳入刑事管制中□○•。
2012年两高一部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意见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性，认定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和主观□…“明知■…△★●”情形，对制毒物品数量认定和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说明。同年，最高检和公安部发布规范性文件，对制毒物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标准进行完善和细化◇▷▼•，更加细致的为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提供了有效可靠的法律依据。
随着制毒物品流失问题发展态势••…▽•●，我国云南边境地区在行政执法中查获的制毒物品数量大幅上升，且呈现出个案大宗化趋势…▲☆△□★。
1994年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在条文中列举了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罪的具体犯罪行为及共犯论处的情形。
2009年《意见》规定了制毒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参照《条例》列管目录。但是2012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打击利用麻黄碱复方制剂犯罪活动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将没有被《条例》列管为易制毒化学品的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作为制毒物品予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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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规制是对制毒物品犯罪打击最严厉的治理手段，也是防止制毒物品流入制毒犯罪活动等非法渠道的最后一道防线。制毒物品的刑法规制对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制贩毒犯罪分子规避法律规制利用我国制毒物品法律管制体系漏洞，毒情形势也愈发复杂◁▪▪○□◇。披着合法的外衣大肆将制毒物品转入非法渠道，这些流入非法渠道的制毒物品被制成毒品后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缅甸北部地区战乱频繁，毒品贩运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各种非政府力量的武装掩护下。
针对制毒物品犯罪活动变化★■，两高一部也多次发布司法解释，为制毒物品法律规制实践工作提供了具体的适用意见▼◆-▲•。
在刑法规制中将★□“制毒物品”概念区别于行政法规制中“易制毒化学品”的概念有利于刑事制裁边界划定pg电子试玩入口，有利于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定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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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联合国《八八公约》的相关规定，1990年我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我国开始运用刑法手段对制毒物品进行规制。
从犯罪行为整体性来看□=，在制毒物品犯罪整个行为链条中，刑法唯独没有对非法持有制毒物品的行为方式进行规制。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对制毒物品的非法持有行为目的是为了制毒，那么可以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的主犯或共犯☆◁■☆◆。
在我国法律规制体系中，制毒物品是刑法中的概念，与之相对的是行政法中的易制毒化学品★◁▪。理论界对于制毒物品的概念与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从法律条文规定来看◇◇▽=，刑法领域中的制毒物品种类和范围限定为行政法领域中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但二者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此外，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亦有制毒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概念混用等情况。
从《条例》中也可看出，截止目前《条例》也未对非法持有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方式进行规制。换言之，我国法律体系对于非法持有大量制毒物品，而无法证明其他制毒物品犯罪动机的行为缺乏有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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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邻氨基苯甲酸可用于合成N-乙酰邻氨基苯甲酸，可作为合成和新的化学品前体。
制毒物品具有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双重属性◇•◁★△▽。制毒物品自身性质决定大多为化学品□△，也是社会生产中常见的化工产品，合法使用大大有益于社会生产生活。
据《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共计破获388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缴获2384吨制毒物品，同比分别增长39△▽.6%和50.5%；2018年我国共计破获1157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缴获1.1万吨制毒物品☆-★☆△，同比分别增长1.6倍和3▽★□▽○.5倍；2019年我国共破获332起制毒物品案件-●▽-，缴获2313.6吨制毒物品，同比分别减少39.3%和78▪◇-★◆.3%29。逐年缴获量详见表。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对于制毒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参照我国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物品进行概括性介绍，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难以准确理解制毒物品的外延。
是否能纳入制毒物品犯罪客观方面的范畴？如果严格按照法条文理来看●•★•，答案必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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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非法买卖行为的具体情形认定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列举了主观方面“明知-◆▽▷▲”的多种具体情形◇■▽•▪；最后针对制毒物品种类对量刑的数量标准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物品进行制毒物品犯罪活动问题，
从制造毒品数量来看，缅北地区在制造贩卖流入各国的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晶体和片剂制造贩卖量大肆增加◆○，成为世界上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的制贩中心□◇▼•●◆。
2020年，我国共破获走私■◆-、非法买卖●▽■●☆、运输及生产制造制毒物品案件307起•■，缴获各类化学品2335吨。
在维持正常社会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对制毒物品进行刑法规制能够有效促进毒品问题源头治理成效。
○▪●-“制毒物品☆…▷★□•”的范围和认定出现冲突，建议及时对司法解释进行修订，明确制毒物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条例》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
随着我国毒情形势的转变◆◇●，打击合成毒品和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当前我国禁毒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黄樟油可用于合成胡椒基甲基酮，并进一步合成等毒品；而1-苯基-2-丙酮是制造甲基的主要原料之一●▼•◁☆。
2013年至2015年间▲▪▲▼■，为应对制毒物品犯罪分子制毒手法的变化=…◁●★，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利用非法制造麻黄碱问题进行规制，同时对打击处理邻氯苯基环戊酮等最新的一些制毒物品犯罪问题施以法律管制手段。
2000年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根据制毒物品种类的不同☆▪◇▽，明确规定了入罪数量标准▪…▪。
从制毒物品概念的认定入手，分析我国制毒物品刑法管制的现状与存在的不足，结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分析我国制毒物品犯罪的犯罪构成•▷■、立法漏洞，进而提出完善制毒物品刑法规制的对策建议。
制毒物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法律必须以更加科学、严厉的手段对其进行管制，合法使用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社会生产、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但是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则会成为制造毒品的罪魁祸首▪▲=，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分散购买非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在制毒环节再合成加工成所需的原料，监管、堵截、查处难度加大pg电子试玩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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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化学特性，不同种类的毒品可以通过不同的制毒物品的参照性规定，不利于刑法和行政法两门部门法中对制毒物品定义认识的统一性。
在理论界学者对二者概念的观点交锋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执法人员混淆二者概念•★、地方列管的易制毒化学品尚未被国家列管的情况，势必要求立法机关对二者的概念进行理清。 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修订，灵活调整“制毒物品◆…•□•”的范围与品种◁•◁○。
但另一方面制毒物品具有非法性，在制造毒品的犯罪活动中它们也被作为合成毒品原料的前体或者配剂○●◆、辅助剂，发挥这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邻氨基苯甲酸在化工生产中可用来制造染料▼•□、药物及香料；黄樟油可用于制造杀菌剂和防腐剂，同时也常用于调配糖果、饮料的香精••◇■▽；1-苯基-2-丙酮在化工生产中常作为中间体使用，在农业中常用于合成杀鼠剂。
非法运输制毒物品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超出或缺少法律许可、备案运输制毒物品的行为▽▷，或是合法运输者明知他人超出或缺少法律许可★•、备案证明，仍为其运输制毒物品的行为。
研究制毒物品刑法规制的基础和前提是对制毒物品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有明晰的区分和认定。
2019年1月至9月，全国已缴获“金三角◆●”晶体4.9吨，占全国总量近八成，所占比例上升一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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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缅北地区就有7个大型制毒加工厂被取缔•▼●□●▽，此次打击行动缴获晶体1.1吨，2.6吨，制毒物品80余吨27。
可以适当转变司法视角，对非列管的用于制毒的原料和配剂，同时又符合制毒物品定义及性质的△▪，适时认定为制毒物品▷☆▲▷•☆，将形式认定转变为实质认定□▪★。
我国制毒物品流失进入非法渠道问题严重◁▽▽，缅北地区毒品地下加工厂利用我国流失的制毒物品制造更多的合成毒品，以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我国制毒物品犯罪活动呈现高发态势=☆=◆△，制毒物品管控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
现行制毒物品犯罪刑法规制是以《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第三百五十条46规定为主，辅以多个司法解释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及量刑标准规定的刑法立法规定体系。
此外，一案中缴获制毒物品的数量呈现大宗化趋势明显…=，缴获10吨以上制毒物品的案件接近案件总数的六成□◁▼▪。如德宏“2018▲•★.1◇■…★.02”案先后在中缅边境、广东东莞等地缴获制毒物品22.67吨，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缴获赃款163万元；普洱•▪=“2018.03•◇△★▪.10•●”案先后在云南边境地区查获制毒物品重143.5吨▪▲…●，查扣9辆涉案车辆□▷-■▼，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普洱市边境管理支队先后对公安部目标案件进行6次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缴获各类制毒物品203吨。
走私制毒物品的客观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国（边）境○△◇■，且情节较重的行为◆●◇☆▷=，2016年最高法还为此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条文规定的-■▪“情节严重”和“情节较重”规定具体认定标准。
1997年《刑法》针对制毒物品犯罪，仅将走私和非法买卖行为方式规定为犯罪，直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行■■◁◁☆□，增加了非法生产□□、运输制毒物品两种行为方式△★▪，只剩下非法持有制毒物品的行为方式至今未被刑法所规范。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无法证明非法持有制毒物品行为主观目的案件中，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商黎光被提起公诉，曾在纪委系统任职超20年•■▲，通报其“执纪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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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生产制毒物品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超出或是未经法律许可、备案而非法生产制毒物品，或是合法经营者明知他人超出或缺少法律许可、备案，仍为其生产、制造毒物品的行为。
2016年，最高法再次发布司法解释对制毒物品犯罪中修改后的◇◇◇=“情节严重”和“情节较重☆•◇-●▽”规定了认定标准◇-。
与以往不同的是，2016年《解释》在2000年《解释》和2009年《意见》等规定的基础上▽▽▷▪▪☆，下调了制毒物品入罪数量标准，充分彰显了我国持续高压整治制毒物品犯罪的态度，已达到遏制毒品源头犯罪的效果。